对于受害人的损害，国家依法予以赔偿。
例如，1993年6月22日，项淳一同志作法律委员会关于《农业基本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时说： 关于本法名称，国务院关于农业基本法的议案本来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提请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如果本法仍然称作农业基本法，按照宪法规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部法律的审议就要等到明年春天召开的八届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4〕很明显，1954年宪法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进行了界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个别任免，这也是制宪者有意防止常委会凌驾于大会之上的明显表征。
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第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由1954年宪法的5个，发展到1982年时已有6个，现在已增加9个。但这种名称的变换并不能改变该法的基本性质与法律定位，不能消除常委会的越权性质。然而，现实中由于缺乏宪法保障机制，1954年宪法实施之后，国务院部委更迭频繁，那些频繁立、改、废的部委的部长、主任人选均是常委会决定的，其数量远远超过大会所决定的数量，根本不符合个别任免的要求。值得肯定的是，2012年两会期间，关于人大制度自身的改革和完善问题，已引起了众多代表的热议。
显然，这是基于加强立法机关的有效性而作出的制度选择。1960年到1964年，为了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国务院实施第三次较大机构改革。因此，第二序法律关系实际上揭示了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机制，从逻辑上展示了法律关系变化的路线图。
政府要征收房屋，是因为其要征收房屋之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征收土地使用权，又必然使得地上的房屋因皮之不存、毛无所附而丧失存在基础，进而使得被拆迁人不可避免的遭受因此而带来的房屋的损失。然而，关于违法、超期建筑的特殊性在于，政府一方面是国有土地的代理人，是财产的代理人，另一方面，是国有土地管理秩序之维护人。为此，需要配套以相应的撤销诉讼、给付诉讼以及行政赔偿诉讼类型和相应的审判方法。第五，关于暂时权利保护制度。
其三，两者的构成要件也不相同。但是，这种定位并非这种关系的本质。
这就导致针对征收、补偿和拆迁的诉讼出现一些程序与实体不匹配的现象。行政法律关系 2011年1月21日公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改变了以往扭曲的被拆迁人与开发商、拆迁主管机关之间法律关系，将房屋征收过程中的法律关系复位为地方政府和被征收人的关系，将民事法律关系复位为行政法律关系。如果政府不同意公民的补偿请求，那是政府认为公民的请求不符合法律之规定，公民得请求法院对此法律关系予以界定和执行。实际上，值得我们注意的但又无人注意的是此前征收诉讼实践中的另一问题：本应针对补偿决定的给付诉讼的赔偿诉讼化问题。
在建筑超期的情况下，公民实际上是因为时效这一法律制度而丧失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上的种种权益。但是，两者在物理上又不可避免的要区分为所有权征收在前、补偿在后两个阶段。那么，在征收过程中，是什么导致产权的丧失呢？是什么导致所有权不能对抗公权力呢？如果从霍菲尔德所界分的权力与责任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就能予以合乎逻辑的解释。对此，美国学者霍菲尔德曾一针见血的断言，将一切法律关系化约为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公开或默认的臆断往往是清晰理解、透彻表述以及正确解决法律问题的最大障碍之一[3]。
因此，被征收人若想不被征收，就只能起诉至法院，主张征收机关并无征收的权力或是不符合征收权力运用所需的公共利益这一构成要件，并要求法院撤销征收决定，而不能以自己对房产的权利来作为抗辩理由。因此，在强制模式下，征收的过程是征收、补偿和拆迁，在合意模式下，则是补偿、征收和拆迁。
（二）对征收过程中法律关系的考察与界分 1．征收决定阶段的权力与责任关系 虽然，从表面上看，征收是行政机关和被征收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即行政机关有要求被征收人让渡房屋所有权的权利，被征收人有交出房屋所有权的义务。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毕竟不符合法律关系，毕竟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会反过来损害判决的合法性，进而导致判决效力的不稳定，司法权威的削弱，并给其他赔偿案件的审理带来负面示范效应。
公民得享用使用土地的特权，不再处于负担不使用国有土地之义务的地位，国家或任何他人不得对公民使用土地的行为提出任何要求。相依意味着主体双方使对方成为必需，每对相依方必须共存[7]。而除此之外，房屋之内可以剥离的财产，可以为被拆迁人带走，属于不需要被征收的财产，未发生产权之转移，仍属被拆迁人所有，因此国家在拆迁时如果未尽合理注意义务，损害了这些财产，就必须赔偿。从一般角度来说，私人所有的房屋之上是有一个所有权存在的，所有人可以由此来对抗他人。另一种现象是法院认为纠纷的实职是补偿但在审理时却按照赔偿法律关系的逻辑来审理。在霍菲尔德看来，权益，亦即广义上的权利实际上可以分为四种，即权利、特权、权力与豁免。
原告还要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应当给付的范围、方式和标准。2．补偿阶段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如上所述，政府基于主权者赋予的具有规范性的征收权力，生成了政府对公民房屋的所有权和对公民房产的补偿义务。
就此而言，被征收人起诉法院的诉由，严格地说，应该是行政机关的征收越权地处分、消灭了被征收人的房产权利[23]，属于无效征收，应当撤销，而不应该是行政机关的征收决定非法侵犯被征收人的权利。即征收的法律逻辑在于，政府通过权力与责任关系消灭了被征收人在房屋上的针对政府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同时生成政府对房屋的权利与相依的公民交付房屋的义务。
其实，如本文前面对房屋征收过程中法律关系的分析所示，在该案之中，被拆迁房屋所赖以建基的土地之使用权基于征收不复归于原告所有，而为国家所有，那么被拆迁房屋就应当归属于国家所有，任由国家处分，因此拆迁程序不合法、拆迁主体不适格并不能构成国家赔偿的理由。而第一序法律关系中权利方所欲实现的相依主体的义务，需要相依义务方损害其自身权益去履行，无权威外力界定和强制就可能不能实现，因此其只能属于外生法律机制范畴。
第一，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东方市人民政府与关立坤确认违法附带赔偿纠纷上诉案中[29]，二审法院认为，征收决定未送达给关立坤本人，在未依法做出补偿的情况下，即注销关立坤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将该地出让给原审第三人铁路总公司，该具体行政行为确属违法，应对该违法行为造成的关立坤财产权的侵害予以赔偿。由此，被征收人不能以多数人不同意补偿方案为由否定征收，只能是要求再行制定补偿方案。也就是说，赔偿的前提是原有的义务不履行致使原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物理上被消灭，不得不以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取代。
拒绝做出授益性行政行为并不构成对权利人权利的侵害，因为这只意味着参加人没有得到其实现法律地位之外的东西。比如，如果张三对李四有要求李四作出某种行为的权利，那么李四就必然有着这种行为的义务，如果李四在法律上没有这样的义务，那么张三就没有这样的权利。
因此，诉讼程序的良好建构必须建基于对权益类型的准确认识。抛开其他理由不说，单从拆迁行为之法律性质，便可知其不该经由司法赔偿途径。
比如，《条例》第11条第2款规定，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由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对此，参见陈裕琨．分析法学对行为概念的重建[J]．法学研究，2003,（3）:20;郑春燕现代行政过程中的法律关系[J]．法学研究，2008,（1）:66. [21]See John W. Wade, Tort Law as Ombudsman, Oregon Law Review,（1986）65:321. [22]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关于参加人权利的定位或许对我们认识这一点具有启发意义。
合意征收则是将征收视为一种近似双务合同的平等买卖，只有达到一定比例的被征收人接受补偿决定，政府才能获得房屋所有权。所以，强制模式的征收过程在形式上总是表现为征收在前，补偿在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二序法律关系中的权力以及豁免所蕴含的正是法律主体凭借自身意志改变或免予既定法律地位被改变的能力。因此，补偿义务从本质上仍然属于主权者与公民之间权力与责任关系的产物，而不是一个高于主权者的更高法则所规定的义务。
这样一来，征收就形成了政府通过征收来落实权力与责任关系生成政府权利（获得房产）与被征收人义务（让渡房产）和政府义务（给予补偿）与被征收人权利（要求补偿）的双重法律关系。在国有土地使用权保护这一层面，国家也可以作为土地所有权人根据国有土地所有权的逻辑来行使权利，要求违建人拆除土地上房屋，为自己充分行使土地所有权排除障碍。
之所以要关注这三个阶段之间的顺序关系，是因为征收作为产生、变更和消灭法律关系的过程，前一过程必然是后一过程的基础，后一过程的法律关系也必定是前一过程法律关系的产物，因此只有准确区分征收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才能明确各阶段的法律关系及其产生、变更和消灭的逻辑，进而设计相应的诉讼救济方式。当然，法律主体要落实权力与责任关系的目的，仍然需要以强制力为后盾，但是，被强制执行的，也只是权力与责任关系所生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但是，拆迁阶段还是有可能产生法院与被拆迁人之间的赔偿法律关系。总而言之，补偿是针对搬迁的必然损失的补偿，针对的是土地使用权、不可剥离于土地的房屋及不可剥离于房屋的各种附着之有体利益、无体利益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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